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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文化专题:朱熹理学文化

特色文化专题:朱熹理学文化

朱子在古田的讲学活动
添加时间:2013-04-18

游友基

      朱熹(1130—1200),祖籍徽州婺源(今江西婺源),出生于南剑尤溪(今福建尤溪),卒于建阳(今福建建阳)。14岁时,父朱松去世,他迁居崇安,受教于武夷三子胡宪、刘勉之、刘子翚。19岁时考中进士,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是泉州同安县主簿,此后历任多种职务。进士及第后的50年中,他实际任职仅9年,在朝廷侍讲仅40余日。他的大部分生涯在福建度过。生于斯,长于斯,其理学思想体系也主要形成于福建。作为理学家、教育家,他兴办书院,传经授学,在福建培养了众多的理学门徒。他既受到福建自然景观、人文景观熏陶,又丰富、扩充了福建的地域文化。作为文学家,他在福建创作了大量诗文。他的诗作多达1500首,其中大部分是寓闽时的作品。因而,研究朱熹与福建文化的关系,是很有意义的命题。

 

 

朱熹不仅足迹遍布闽北大地,而且到过莆田、漳州、泉州,还曾游留福州、古田。他在古田时间虽短,却为古田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其中,有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梳理:

其一,游学古田的时间。清·乾隆版及1997年中华书局版《古田县志》对朱子在古田的活动,均有记载。乾隆版云:“庆元间,韩侂胄禁伪学,迁居古田。”“晦翁朱子避地至此,始拓其宇,曰‘溪山第一’。”中华书局版云:庆元三年(1197年),朱子“避难古田,先后在城乡书院讲学”。这离他去世的庆元六年(1200年),仅三年时间。朱熹何时离开古田,文献未予记述。可以肯定的是,这是其晚年在仕途和理学遭受极其沉重打击的情况下来古田的。

朱熹在宋光宗绍兴五年(1194年)65岁时因斥责权臣韩侂胄旋被免职。庆元二年(1196年),韩侂胄发动了反对道学的斗争,称道学为“伪学”,进而列其为“逆党”。当时,监察御史沈继祖诬告朱熹犯有十罪,有人上书乞斩朱熹。庆元四年(1198年)朝廷制定《伪学逆党籍》,朱熹赫然列名其中,其生命与理学面临巨大危险,但他坦然视之,离沧州精舍,入古讲学,不改初衷,并无畏惧。束景南《朱子大传》①云:“事实上整个庆元党禁期间,朱熹离开建阳外出仅一次,那就是庆元三年八月黄干丁忧时他曾到顺昌去吊丧。”这与《古田县志》记载有严重出入,不知束著凭何论定。

其二,入古路线。当时,古田通往外地的古道与朱熹入古有关者,有三条:一是福延路。该路全长231公里,自福州西门起,沿闽江北岸西上至延平(今南平市),途经闽侯、闽清二县。由闽清县牛头塘入古田县境,经水口、莪洋、谷口、黄田等与南平相接。古田县境内路段60公里,路宽1.5—2米,路面用块石或卵石铺砌。宋宣和六年(1124年),设嵩溪、华亭(今黄田)二驿。二是福瓯路。该路全长240公里,自福州北门起,经闽侯大湖、雪峰,由闽清县渡塘入古田境,经常洋、横洋、大桥、沽洋,至东门头搭船过渡到对岸的溪山书院,出北门经黄柏口、苏墩、凤埔、峦垅、官亭、西溪、洗马池、旧镇,出筹岭隘入建瓯境。古田县境内路段105公里,路宽1—1.5米,路面用石块或卵石铺砌。三是古宁路。该路全长95公里,起自县治,出东门过渡,经金鸡岭、大桥、公馆、吉洋、西洋、鹤塘、杉洋、宝桥、大甲等地,出境接宁德界。古田县境内路段65公里②。

朱熹入古,估计取道福瓯路,从建阳境出发,经旧镇、洗马池、西溪、官亭、峦垅、凤埔、苏墩、黄柏口,至县治东北溪山。也可能取道福延路,从延平入谷口,再经谷口至县治古道,到达县治。离开古田,也只能走这两条路线中之一条。能否经考证,确定朱熹入古路线图,尚有待时日。

其三,在古活动。朱熹在古田的活动为讲学。他讲学的书院主要有:一、溪山书院,“在县北,宋淳化二年建。朱晦翁书其匾曰‘溪山第一’。”明邑人周于仁《溪山书院记》:“晦翁朱夫子避地至此,始拓其宇,曰‘溪山第一’。自是名贤继起,有林蒙谷、林择之、林扩之、蒋康国诸君子亲炙儒宗,教泽之渐渍于玉田者渥矣。地灵人杰,非犹前此之一丘一壑也。至人观化,毫无着迹,拓胸豁眼有超出于山峙水流之外者……”“有紫阳讲席,而溪山遂以第一矣。名贤过化,百世闻风。”二、浣溪书院,在八都伪闽驸马魏鹏祠堂之北(今局下、浣溪一带),朱晦翁书匾。三、螺峰书院,在九都螺坑(今城东街道罗坑村),宋时建。“朱晦翁与黄勉斋讲学于此,今废为田,惟存朱晦翁‘文昌阁’三字。”四、蓝田书院,在杉洋,“朱晦翁书匾,盖其门人余偶立也。”五、兴贤斋,在县东三十五都龙津境。“朱晦翁书匾,盖门人余范立也。”六、西斋,在杉洋镇之西,“朱子门人余偶、余范读书处,晦庵书匾。”可见,朱熹讲学之所,多在县治附近及杉洋一带。朱熹“往来于三十九都徐、廖二大姓……螺峰、浣溪、杉洋诸所,皆其游息而训诲也③。”朱熹到杉洋、三十九都(今鹤塘一带),是从县治出发,取道古宁古道前往的。

朱熹在古田门人众多,“得理学之传者数十人,而择之、扩之兄弟为最,故至今犹称之曰二林。”“文公尝曰:‘东有余李,西有王魏’。盖自纪其众乐云。”朱熹“往来于三十九都徐、廖二大姓,尝书‘大学户庭、中庸阃奥;文章华国,诗礼传家’。”对其学习经学、诗礼予以褒扬。除二林外,著名的还有:林夔孙、蒋康国、余偶、余范、程若中、林大春、程伯荣等人④。

朱熹讲学,成效显著:清·乾隆版《古田县志·艺文》所列宋代有经史子籍者9人,计11种著作,而朱熹门人占5人7种,具体如兹:

林用中《东屏集》

林允中《草堂集》十五卷

林夔孙《尚书本义》十卷

《中庸章句》一卷

《蒙谷集》一卷

余偶《克斋集》一卷

程若中《槃涧集》一卷

二、讲学内容

朱熹在古田讲学内容,志书虽无记叙,但从其晚年已将理学儒学化、精细化,不仅集理学之大成,且有开拓创新的情况看,理学思想必渗透其中,主要有经学、文学两个方面。

朱熹一生,著述甚丰,代表作为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四书或问》。经学方面有:《周易本义》、《易学启蒙》、《孝经刊读》、《仪礼经传通解》等;史学方面有:《资治通鉴纲目》、《八朝名臣言行录》、《伊洛渊源录》等;文学方面有:《诗集传》、《楚辞集注》、《楚辞辩证》、《韩文考异》等,编纂有《近思录》、《太极图说解》等。其季子朱在将其诗、奏章、书信、论著汇编为《朱文公文集》,经后人屡加增补,包括文集一百卷,续集十一卷,论集十卷。以明嘉靖年间胡岳刻本较为完备,1936年被中华书局收入《四库备要》。其讲学语类97家弟子各有所记,后被分类汇编为《朱子语类》。

关于经学。他曾与吕祖谦一起,为青少年讲述这一著作。朱熹影响最大的经学之书,当推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这是他对学有所成的门生传授的主要著述。

朱子理学的集大成与创新,有着丰富坚实的思想资源。它远涵孔孟的“仁义礼知”,近接周敦颐、二程(程颢、程颐)的“天理”、“太极”,改造庄子的“道”、华严宗佛教的“理事”和禅宗的“心性”,吸收了张载的“气”。在上述基本范畴的基础上,融汇创造出“天理”的概念,将儒学的伦理规范、道德精神提升为宇宙本体,通过理本气末,理一分殊论证世界万物的产生及其统一性,以“性即理”为中心命题,从宇宙本体中推行出人性与物性,并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来论证人性的善恶问题,最后再通过居敬穷理的修养功夫,达到人性完善、人性与天理的统一。具体而言,主要观点是:

(一)宇宙本体论:“理本气末”。朱熹思想体系,有“理”、“气”、“性”、“心”等基本范畴,其最高范畴为“理”即天理、太极。其涵义包括伦理意义和宇宙论意义,视“理”为人类社会的必然法规与最高道德准则,认为“理”乃宇宙万物的唯一本原与共同本质,又是万物的普通法则,是宇宙必然性与合理性的根据,是天下公共之理(《语类》卷九十四),“宇宙之间,一理而已。”(《文集》卷七十《读大纪》)用“理”统辖自然与社会,万物与人类。他把“三纲五常”的封建伦理道德提升为“天理”、“公共理”、宇宙之理,拥有普遍性、至上性。他认为理、气关系是“理本气具”、“理本气末”、“理主气从”,但二者又相互依存。

(二)方法论:“理一分殊”。这是对事物统一性与特殊性关系的提示。“理一”即理乃万物的唯一本原和共同本质,为多样性之所以统一的根据。“分殊”即统一之理表现为多样性的万物,“物物各具此理,而物物各异其用”(《语类》卷十八)。朱子思想具有一定的辩证法。如“一分为二”说,一分为二的过程,具有无限性,阴阳二元对立,相互渗透,互相作用。又如“动静论”,提出“动静无端”的观点,“静中有动,动中有静”(《语类》卷九十四)。又如变化观,认为“化”是缓慢、细微的变化过程,“变”是急剧变化形态,“化是渐成,变是顿变”(《语类》第七十一),但事变而理不变,“三纲为常,终变不及”。因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,其辩证法有局限性。

(三)人性论:“性即理”、“心统性情”。这是对“理”——“性”——“心”关系的探讨。他说:“性即理也,在心唤作性,在高唤作理”(《语类》卷五)。人性根源于天理。认为“性”是人的内在本质,“性”是感于外物表现出来的具体感性,“心”则贯通于性情、作用、动静的全部过程之中,而成为思维的主宰性。

(四)认识论:“居敬穷理”。他提出“学者功夫,惟在居敬穷理二事”(《语类》卷九)。“居敬”主要通过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,以达到“心与理一”,“居敬”的实质便是存理去欲。“穷理”的根本途径是“格物致知”。与认识论相适应,他的治学方法采取:遍注群经,结集《四书》,以理解经,怀疑经传,断以已意,“严密理会,铢分毫析”(《语类》卷八),先博后约。

朱子理学体系丰富而复杂,绝非上文所能包括。其在古田给诸生的讲解,也不可能悉数教示,但上述观点,是贯穿于他讲学的全过程的。他与高足弟子,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。

关于在古田讲学的第一重要内容——文学,并入教育思想内阐述。

三、教育思想

朱熹一生从事教育,长达50年之久,为中国教育史所罕见。他任官职期间也重视教育。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,开设县学,内分设四斋:“志道”、“据德”、“依仁”、“游艺”。每斋各设斋长一人,主持教事,招收县民中优秀子弟,入学复教。知江西南康军时,修复白鹿洞书院,制定了《白鹿洞书院教条》出示给学生,亲自主持、讲学。知漳州时,创设州学,提拔勤于办学之人员,奖励学行优异学生。任湖南潭州任职时,对州、县学大加提倡,并亲自讲学,复兴岳麓书院。

65岁时,他由崇安迁居建阳,定居于考亭,建“竹林精舍”,更名为“沧州精舍”,取其宏大之意,表示“永弃人间事,吾道付沧州”。从66岁至71岁,退出官场,专事教育。其门生黄干撰《朱子行状》,赞曰:“从游之士,迭育所习,以质其疑,意有未喻,则委曲告之,而未尝倦;问有未切,则反复戒之,而未尝隐。务学笃则教见于言,进学难则忧形于色。讲论经典,商明古今,率至夜半。虽疾病支离,至诸生问辨,则脱然沉疴之去体。一日不讲学,则惕然常门为忧。”在古田讲学,此一精神得到充分体现。

朱熹一生,对书院教育极为重视。书院之名始于唐代,书院制度形成于宋代。南宋书院勃兴,数量增多,规模扩大,活动内容更加充实、丰富,藏书、供祀、讲学齐备,书院进一步制度化。朱熹拟订的《白鹿洞书院教条》确立为学之目:“父子有亲,君臣有义,夫妇有别,长幼有序,朋友有信”;教育基本原则: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”,提出了修身、处事、接物的基本要求,实际上为书院制定了纲领规程。古田各书院规模虽远不如白鹿洞书院,但朱熹在古田兴办书院,仍然贯彻了这些办学规程。

朱熹的教育思想已体现系列化,主要是:

(一)教育的宗旨:“明人伦为主”。他反复强调“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”(《近思录》卷九),即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,“本尽人欲,复尽天理”。他认为“圣人教人为学,非是使人缀辑言语,造作文词,但为科名爵禄之计”,而应当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,而推之次至于齐家、治国,可以平治天下,方是正当学问。”(《玉山讲义》)

(二)教育的阶段、内容。教育分“小学”、“大学”两个阶段,两阶段内容紧密衔接,不可分割。“小学”阶段,主要是进行洒扫应对进退的训练,同时传授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,大约在15岁左右完成。“大学”阶段的教育在“小学”教育基础上进行,其主要任务是格物致知而无所不尽其道。

(三)课程设置。他总结了三条原则:教育牢本、大小(学)有别、有用之学。

(四)教学形式。他采取三种教学组织形式:升堂讲学、讲论答题、抽签自讲。

(五)讲学原则:启发诱导、循序渐进、温故知新、因材施教、熟读精思、虚心静虑、切己体察。

(六)教学方法:示始正终、先易后难、博物约礼。

(七)重视文学教育。朱熹在教育弟子时,除了讲解儒家经典、探讨性理之学外,还重视文学教育。他在书信中谈到对儿子的教育:“此儿读《左传》向毕,经书要处,更令温绎为佳。韩、欧、曾、苏之文,滂沛明白者,捡数十篇,令写出,反复成诵,尤善。”(《文集》卷四十四,《答蔡季通》)又说:“东坡文字明快,老苏文雄浑,尽有好处。如欧公、曾南丰、韩昌黎之文,岂可不看?柳文虽不全好,亦当择。舍数家之文择之,无二百篇,下此则不须看,恐低了人手段。”(《语类》卷一三九)提倡文学教育应选择名家佳作,而无须篇篇过目。文学教育与文学研究不同,朱子提倡“选择”说很有道理。他还常提醒学生注意儒家经典的文学因素。他说“看《传》,义理外理好看他文章。且如《谷风》,他只是为此说出来,然而叙得事曲折,先后皆有次序。”(《语类》卷八十)又说:“读《孟子》,非惟看它义理。熟读之,便晓作文之法。首尾照应,血脉贯通,语意反复,明白峻洁,无一等闲。人若能如此作文,便是第一等文章。”(《语类》卷十九)据清·乾隆版《古田县志》载,朱熹门人蒋康国“尝从朱子讲论《楚辞集解》,多质之。”朱熹的文章观,内容丰富,这里仅例举文学教育之数端,以求观一斑而知全豹。

由于朱熹在古田讲学活动的文献资料奇缺,本文有时不得不采取“一般——特殊”的方法,以据知朱熹之实况。其缺失不可避免。严格而言,它只能算作一篇读书札记,而非论文。

 

[注释]

①束景南:《朱子大传》,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,第966页。

②据《古田县志》,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第290页至291页(第十篇交通第一章陆路第一节古道)。

③④据清·乾隆版《古田县志·学校》。

参考文献:

1、《古田县志》,清·乾隆版。

2、《古田县志》,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。

3、束景南:《朱子大传》,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。

4、赵吉惠等四人主编:《中国儒学史》中册,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版。

5、陈来:《朱子哲学研究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。

6、李桂林主编:《中国教育史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版。

7、毛礼锐、沈灌辟主编:《中国教育通史》(第三卷)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6月版。

8、《宋史·朱熹传》。

9、[清]王懋竑:《朱熹年谱》,中华书局1998年10月版。

10、高令印:《朱熹事迹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。

11、许总《宋明理学与中华文学》,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。

12、莫砺锋:《朱熹文学研究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。


(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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